國家醫保目錄調整機制不斷完善，其中競爭性談判作為重要手段，在推動高價藥品降價、減輕患者負擔方面發揮了關鍵作用。2019年，丙型肝炎（丙肝）治療藥物首次納入國家醫保目錄，并采取了不設談判底價的創新模式，引發行業廣泛關注。這一舉措雖顯著降低了藥品價格，惠及廣大患者，但同時也給藥企帶來了前所未有的壓力，不少企業坦言談判過程“很累”。

丙肝作為一種慢性傳染病，我國約有1000萬感染者，傳統干擾素治療方案副作用大、療程長，而直接抗病毒藥物（DAA）的出現革命性地提升了治愈率。DAA藥物價格高昂，此前一個療程費用動輒數萬元，許多患者無力承擔。為破解這一難題，國家醫保局在2019年目錄談判中，對丙肝藥物采用了競爭性談判方式，且不預設底價，這意味著藥企需基于臨床價值、成本結構和市場競爭情況自主報價，通過多輪競價爭取納入醫保。

這種不設底價的談判模式，本質上是通過市場化競爭擠壓藥品價格“水分”。在談判現場，多家跨國和本土藥企同臺競技，報價一輪低過一輪，最終三種丙肝DAA藥物成功入圍，價格降幅平均超過85%，個別藥物甚至從數萬元降至千元級別。這一結果使得更多丙肝患者能夠負擔得起高效治療，極大地推動了公共衛生目標的實現。

藥企在此過程中承受了巨大壓力。一方面，不設底價增加了不確定性，企業需在市場份額與利潤之間尋找平衡，報價過高可能落選，報價過低則影響研發投入可持續性；另一方面，激烈的價格競爭導致企業利潤空間大幅壓縮。有藥企代表透露，談判前需進行大量數據測算和市場調研，談判中又面臨心理博弈，整個過程“身心俱疲”。醫保支付標準制定后，企業還需應對渠道管理、醫院準入等一系列后續挑戰。

從長遠看，丙肝藥醫保談判的經驗為其他高值藥品準入提供了借鑒。它體現了“以量換價”的醫保戰略，既保障了患者用藥可及性，又倒逼藥企優化成本結構、聚焦創新。隨著醫保談判常態化，藥企需更加注重真實世界證據積累、藥物經濟學評價和戰略布局，以在激烈競爭中保持優勢。政策制定者也應關注企業合理利潤空間，確保醫藥產業可持續發展，最終實現患者、企業、醫保多方共贏。